国际汉语教育学会



	名家讲坛

口述历史·对外汉语教学名家谈一（程棠）

2006-01-05

　　记者：程棠老师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记者教育发展研究中心。您是第一位接受我们访谈的学者。今天想请您谈一谈对外汉语教学五十年来发展的脉络，让大家知道学科的发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每一个阶段有什么不同的特点，让年轻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能更具体地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。另外从1961年开始，国家有计划地培养对外汉语教师力量，那一段时间的历史我们特别感兴趣。最后想请您谈一下关于学科定位与语言文化之争的问题。
　　程棠：好吧，我先从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概况说起。我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角度，把对外汉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：
　　（一）准备阶段（建国以后到七十年代末）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是学科建设的准备阶段。原因有二：其一，规模很小，那时全国的外国留学生一年也就几百人。有数字可证：1955年—1965年，全国总共只有大概六、七千的留学生，平均每年也就几百人。当时教学的目的也非常单纯，汉语教学主要是作为预备教育，不是作为一个专业，而是为外国学生进行专业课程学习作语言的准备。预备教育的性质左右了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。其二，当时还没有学科意识。主要是凭经验。但是这三十来年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　　（二）创建阶段（八十年代）
　　八十年代，是学科创建阶段。。一到八十年代，国外的许多理论很快就介绍进来，比如功能法、社会语言学等等。就像封闭的东西一下子被打开，在各种学科理论的冲击下，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。1982年，中国高教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。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在这个学科的创建时期，吕必松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当时他身居院长和会长的职位，起了核心的作用。他的研究，基本上搞清了几个问题。其中之一就是明确了研究对象。作为一个学科来说，首先必须明确研究对象，即对外汉语教学这个教学活动，不是研究母语教学，也不是中文系的汉语教学，而是对外国人进行的对外汉语教学。在学科刚刚成立的时候，关于学科的定名曾引起很大争议。有人认为该定为，“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”，也有人认为该定为，“作为外语的汉语教学”，最后定为“对外汉语教学”。当时觉得这个名称很不错，可是现在看来，这个名称留下了好多后遗症。因为这个名称对学科性质表述得不清楚。八十年代基本上把学科的研究对象搞清楚了，研究方法也有了自己的一套。当然比起教育学，比起外语界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研究，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。所以我认为吕必松搭建了一个理论框架，但是往里面填充内容，则需要所有的工作者共同努力。
　　（三）发展阶段（九十年代）
　　九十年代至今，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阶段。发展的方向，一个是向深度发展，一个是向广度发展。在理论研究方面，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，也出了一批理论专著。
　　这就是三个阶段的大致划分。
　　记者：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呢？
　　程棠：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迅速发展。对外汉语是国家与民族的事业，它的命运是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国家的国力增强了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也就能得到迅速发展。但是，目前如何保证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　　记者：在1961年，您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，作为出国储备汉语师资。当时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呢？
　　程棠：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很有远见。中国对亚非拉国家除资金援助外，还要有智力方面的援助，要帮助他们发展教育，要向这些地区派遣教师。这些教师包括两方面，一是汉语教师，一是数理化教师。当时先从汉语教师培养抓起。汉语教师，一共招了四届。
　　记者：当时是组织选择的，还是您自愿的？
　　程棠：当然是组织选择的。我是1961年选上的。全国当时有14所重点院校，3所师范院校，就从这些院校中选。当年山东大学就来了我一个。
　　记者：当时有没有觉得很荣幸？
　　程棠：没有！我根本不知道来做什么。当时我在山东《大众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表明自己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后来分配方案下来了，系里负责分配的同志说，程棠你来填这个志愿吧，我说，我行吗？这个“出国储备师资”是干吗呢？当时很多人争着填写，可我是领导让我填写的。后来听说，当时高教部提前半年就到有关学校选好培养的对象，但本人不知道。我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。首先去高教部报到，当时家里穷得响叮当，只有一个藤筐，还是村里的人借我的。我一到高教部，直接把箱子扔在楼下，就上去报道了。高教部的人一看我，就说，你去北外学习去吧。那我就去北外吧。我是9月15到北外报到，报到就拿了一个月的工资。
　　接下来就选专业，有三种语言可以选择：英语、西班牙语、法语，学阿拉伯语不在北外，而是在北大。让我选，我就选了法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初中的时候，学的就是英语，第一年学得还可以，第二年就不行了，真是“别的功课都good，只有English不及格”。没有办法，就是不想学。后来到高中学习俄文，到了山大，又是学俄文，学了六年俄文，却只是记住几个词。所以到了北外后，觉得英语肯定学不好，有这个心理障碍。西班牙语呢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那就学法语吧。那时候人的想法很简单，于是就学法语。
　　回过头来看，这三年学习，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学会了一种语言，而是让我有这种体验，体验到成年人学外语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三年的经验对我后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真是太有用了，用处并不在于我学会了多少法文，而是时时让我回想起我的老师当时是怎么教我的。我在汉语教学中就照猫画虎。
　　1964年我就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。当时是什么心情呢？如果叫我教中文，我可以；让我教法文，我也可以教。但是偏偏让我教普通话，而我的普通话，是满口的温州腔。前鼻音和后鼻音分不清，zcs和zhchsh分不清。声调也不清楚。我第一批教的学生是法国人。1964年中国和法国建交，他们是第一批从法国派遣来的学生。每天八点上课，我七点半就到教研室，请李继禹为我纠音。他是哈尔滨人。我把所有的字词都划上声调啊，拼音啊，然后我念给他听，他说，行了。然后我才去上课。就这么弄，才慢慢在业务上熟悉起来。后来文革开始，有人说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，这是后话。那几年，我就是这样教学的。
　　记者：那几年就完全是凭个人经验去授课么？有没有教学理论的指导呢？
　　程棠：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人谈第二语言教学理论，但讨论教学原则，也讨论课堂教学的具体方法。
　　记者：那时是作为出国储备师资，那您后来被派出国教书了吗？
　　程棠：我有三次出国教书的经历。第一次是去非洲的马里，78－80年去阿及利亚又教了两年。86年我又到法国任教两年。一共在国外待了6年。从法国回来后我本来想搞学问，但是上级领导却让我作行政管理，我于是就从事行政工作。
　　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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